現任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當年到浙江擔任省委書記的時候曾說過：浙江這個地方呀，“插根筷子都發芽”——這句話，至今仍為浙江人所津津樂道。

從自然規律的角度講，筷子插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不可能發芽的。張德江如此夸張，無非是要強調浙江民營經濟具有非凡的生機和活力。那么，浙江的民營經濟為什么能發達到能讓筷子發芽的程度?民間的那種內生的發展沖動當然是根本性的原因，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日前在臺州采風的時候，當時政府的官員總是強調：企業生產什么產品、經營策略是否合理等等都是企業家們考慮的事情，政府的職能是為企業的發展創造發展的平臺、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也就是要為企業的發展做好服務。從我們考察過的企業來看，政府是這么說的，也確實是這么做的。這讓我想起了溫家寶總理就政府職能轉變問題曾強調過無數遍的一句話，那就是服務型政府一定要把那些不管該、管不了實際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政府的職能是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

不過，浙江省地方政府給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它們的服務意識，而是它們的勇于探索、敢于擔當的精神。比如采風團在浙江泰隆商業銀行考察的時候，有專家提出農民應該是小型民營銀行的目標客戶，而國家規定農村房屋及其宅基地等不能抵押，這既不利于農民的創業或經營，也不利于民營中小銀行的發展。但臺州市銀監會的一位副主任當即回應稱，雖然國家規定農房及宅基地不能抵押，但臺州實際上已經在嘗試，即允許農戶用農房或宅基地抵押貸款。實際上，浙江的民營銀行當初也都是在政策不允許的情況下慢慢發展起來并逐步得到認可的。不難看出，只要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或者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浙江的地方政府就敢于去做，可是這樣做的政治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

內地絕大多數地方的政府及其官員，該管的事情不去管，不該管的事情亂管;而浙江的政府及其官員則恰恰相反，它們不僅不插手企業 的經營，而且創造性地為企業服務，甚至主動承擔改革的風險——兩相比較，差別何其大也!

有點雨露即滋潤，給點陽光就燦爛。民間本來就有著內生的沖動，政府又提供最貼心的服務，“筷子發芽”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此看來，股份合作制首先在臺州出現、民營銀行首先在浙江開業……都不是偶然的。

權威比制度更重要?

打開電視機，中央臺二套的《商界名家》節目已接近尾聲，特邀嘉賓廣西玉柴集團董事長的一番話之后，一位記者向他提了最后一個問題：您認為是權威更重要，還是制度更重要?這位董事長在強調權威應該是靠真正的威信而不是靠權力而樹立起來的(大意)后，他肯定地說：權威比制度更重要。此后播放了一段該董事長拉小提琴的錄相，節目在悠揚的旋律中結束。

筆者孤陋寡聞，對廣西玉柴變不上了解，現在甚至已記不起這位董事長的大名，但還算知道廣西玉柴是一家在同行中獨領風騷的大企業集團。代表廣西玉柴走進《商界名家》、董事長的身份(玉柴的“一把手”)、談話間的從容與自信，記者所提的問題，都讓人自然而然地推斷：他是廣西玉柴的“權威”。筆者這樣說，絕沒有對這位董事長不以為然的意思。筆者不但相信他就是那種靠真正的威信而樹立起來的權威，甚至也相信他這個權威對現在的玉柴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他“權威比制度更重要”的觀點讓人無法茍同。

權威比制度更重要，當然意味著權威可以不受制度的約束，甚至凌駕于制度之上，一旦有了權威，他就“惟我獨尊”。體現在企業的決策上，那就是權威的一言九鼎，其他人基本上沒有發言權。權威之所以成為權威，他肯定在諸多方面有過人之處，也許他以前的決策全部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棋圣”也會出昏招，哪個權威能保證每一項決策都英明呢?一招有誤就可能滿盤皆輸，如果權威出現一次失誤，在關系企業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上作出了錯誤的決策，后果就可能不堪設想!此其一。

其二，事物總是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人也會變化。一方面，權威會變老。他年輕時也許確實很少或不犯錯誤，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腦子就會越來越不好使，犯錯誤的幾率就會大大提高，而權威一旦確立，除非發生重大失誤，一般不會“走下神壇”，那么，怎么才能防止權威的重大失誤呢?另一方面，權威可能“變心”。開始他一心為公，嚴于律己，但沒有制度保證的自律是靠不住的，如果有一天私心占了上風，一發就會不可收拾。中國“煙王”褚時健的墮落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其三，權威不具延續性，上一代退休了，如果沒有新的權威及時補上，就容易造成動蕩和不安。青島海爾集團董事長即權威張瑞敏的退隱曾引起各界的強烈關注，就是這個原因。其實，像張瑞敏這樣在企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主動”激流勇退，一般還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如果企業出現危機，權威在發生失誤或受到懷疑的時候才“被動”退出的話，那就可能出現大廈將傾的情況，四川長虹近年來一蹶不振，就是從董事長即權威倪潤峰的“下野”開始的。

總之，權威是靠不住的，企業把命運維系在權威的身上是危險的。要避免上述種種情況的發生，惟一可靠的保證就是制度。而權威是制度的敵人，要制度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讓權威走開。近年來，現代企業制度正在廣泛的推行。在這種制度下，就不可能有權威的位置。即使是權威，哪怕他確實深孚眾望，也不能搞“一言堂”，遇到重大問題，必須經董事會集體討論決定。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包括董事長，都要接受監事會的監督，每件事，包括董事長的去留以及新人選的產生，都要履行既定的程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就不會出現那種運籌帷幄舉足輕重威信極高的人物，如果非把這種人物稱作“權威”的話，那么，這個“權威”也只能在制度的范圍內發揮作用——他也許對制度進行了完善，甚至創立了更先進的制度，但從整體上說，他本人的重要性永遠也不可能超越制度。有了英明的權威，可能會輝煌一時;但要想立于不敗之地，沒有良好的制度肯定不行。作為企業，努力營造出適宜于自身持續穩定發展的制度要比制造權威重要得多。這已經為實踐無數次地證明。

中國從來都不缺乏權威，因權威而吃的虧也數不勝數。中國最缺的就是制度，現在很多問題解決不好，歸根結底就是因為缺乏制度保證。企業如此，社會也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致力于制度方面的建設。然而，權威情結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這正是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以及民主法治建設中最大的障礙。